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研究——国际资本移动的宏观理论剖析

    纵观国际经济学界关于跨国投资的理论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以国家为基本考察对象，从宏观层面上分析和探讨资本跨国移动可能给有关国家带来的利益，揭示不同国家允许和接受资本转移的原因。第二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探索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以及最终导致对外直接投资发生的各种决定因素。第三类是从企业组织演变的角度，通过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微观主体——跨国公司的利益追求、决策基础和行为方式的研究，说明跨国直接投资普遍发生的动因及一般规律。本文将循着从宏观到微观逐渐深入的研究轨迹，从理论的逻辑和历史的逻辑相一致的角度，对跨国直接投资的有关理论学说进行归纳、总结和辩析。

    １国际资本移动给有关国家带来的利益

    假设有甲、乙两国，甲为资本充裕国，乙为资本短缺国。当允许资本在两国间自由移动时，由于乙国的资本收益率高于甲国，于是资本充裕的甲国的部分资本跨越国界向己国移动。

    资本的跨国界移动首先对甲乙两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国际收支平衡产生重要影响。从甲国来看，由于输出资本，一方面增加外汇的流出，另一方面又影响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但甲国由于在国外的投资而获得增大的资本收入，假定国外资本利润都以外汇汇回，则使甲国的国际收支处于有利状况。从乙国来看，由于引进外资而使本国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增加了国内生产总值；同时也由于外资的进入而增加了外汇流入。但乙国在新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实际获得的收入比外国资本的收入要低，而外国资本的不断汇出，又将长期影响己国的国际收支平衡。

    资本的跨国移动会增加资本输出和输入双方的国家利益，世界的总财富也因此而增加。因此，尽管这种移动会使有关国家付出一定代价，国际投资仍广泛地发生。

    ２国际资本移动与一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逊教授（Ｊｏｈ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移动对有关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有积极作用的。国际投资的一般动因是为了在短期内增加收入，无论是投资方还是吸收外资方，都希望通过资本转移而获得利益，国际资本移动还存在另一个动因，这就是有关国家为改变实际资源总量吸收时程而借款或贷款。

    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该类国家目前享有较高水平的国内总收入，但它没有把全部收入都用于即期消费，而是将部分收入投资于国外。这种情况使它在此后一定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时，依靠国外投资的利息收入来满足国内资源吸收的要求。
    第二情况则相反，这类国家为了近期的经济增长而加速吸收，国内总产出不足以满足这种吸收的要求，必须从世界资本市场借款来解决。由于要支付借款利息和清偿债务，这种加速吸收的借款实际上意味着把经济增长的未来收入提前支取在即期使用。
    第三种情况，这一类国家的收入不稳定，变化波动较大，通过参与国际资本市场活动来拉平国内经济资源吸收。当国内收入较高时，对外投资或贷款，以积累一定储备；当国内收入较低时，用在国外储备的资产予以弥补，从而使国内吸收（或称为资源吸收）始终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而避免吸收随同收入一起波动。

    ３两缺口理论的缺憾
    美国经济学家哈里斯．钱纳里（Ｈ．Ｃｈｅｎｅｒｙ）和以色列经济学家迈克尔．布鲁诺认为，可供投资使用的进口资本货物影响着一国的资本积累，其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因为这类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缺乏投资刺激，而是缺乏投资的资源。因此，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是制约这类国家经济增长的两个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外汇流入对弥补这两个缺口都具有重要作用。

    按照这种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受到国内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双重限制，因此引进和利用外资，即利用外国储蓄来填补国内储蓄就成为促进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换句话说，国际投资的流向只能由储蓄和外汇丰裕的富裕国家流向这两者都缺乏的国家。这种认识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尽管这类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确定需要提高资本流入，以减轻国际收支压力，但随着经济迅速增长，扩大出口的要求将会超过进口的需求。扩大出口才是发展中国家弥补外汇缺口的积极手段。在贸易条件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情况下，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捕捉市场信息，改善生产结构，进而带动和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弥补资金缺口，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４国际投资周期规律分析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Ｊ．Ｈ．Ｄｕｍｎｉｎｇ）对自己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进行了动态的发展，提出了国际投资周期论。 他肯定了６０年代以来关于跨国公司谋求实现优势的动因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把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基础和动因概括为三类优势：即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依据折衷主义三优势理论，对国际投资在不同国本移动》两部书中家可能发生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国际投资周期论。明确提出国际投资的运动同特定国家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和接受直接投资具有随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增长的趋势，而对外净直接投资呈现出比较规律的变化。 第一阶段年人均ＧＮＰ在４００美元以下，这些国家几乎没有直接投资流出，也很少接受直接投资，净对外投资为零或较小的负数。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企业不具有所有权优势，也没有内部化优势，因而没有对外投资的条件。同时，由于国内缺乏令投资国满意的区位优势，外资流入也很少。第二阶段年人均ＧＮＰ在４００～１５００美元之间，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接受直接投资处于上升阶段，并开始少量对外投资，对外净直接投资为负，且负数值在增大，意味着吸收投资大于对外投资。这说明由于实施进口替代，市场扩大，投资环境改善，区位优势增加，直接投资流入也开始增长。但该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增长有限，难以克服国际化生产障碍，所以直接投资流出仍然很少，且集中于邻近国家。第三阶段年人均ＧＮＰ在２０００～４７５０美元之间，处于该阶段的国家对外净直接投资虽也为负值，但其绝对额在不断减少，这是由于接受外资减少，或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快于接受外资的速度。第四阶段年均人均ＧＮＰ在２６００～５６００美元之间，处于该阶段的国家对外净直接投资为正值，并呈增长趋势，对外直接投资比接受的直接投资增长得更快。这表明该国企业具有强大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能力，也善于发现取得国外的区位优势。。

    ５劳动的国际分工理论及两种投资模式比较
    劳动的国际分工原则应该是：每个国家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这种产品更多地使用该国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较少使用该国相对缺乏的生产要素。按照这个规律，劳动比较缺乏而资本比较充裕的发达国家，应从事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资本比较缺乏而劳动比较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则应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以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禀赋。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投资国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中，投向东道国比较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因此，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按边际产业为序依次进行。

    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日本式和美国式两种模式。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是：日本海外投资中资源开发型占相当比重，制造业务方面的投资则是贸易导向型。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促进了对外贸易，而且对日本的比较优势地位起到了补充作用。美国式对外直接投资却是非贸易导向型的。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破坏贸易的作用，阻碍美国产业结构的改善，不仅传统产业在激烈竞争中处于停滞，在新产业上也使美国的比较优势削弱。

    ６国际资本移动宏观理论辩析与启迪
    （1）肯定与质疑

    国际资本移动的一般模型是借鉴凯恩斯的投资函数方程及图式所建立的，该模型用简明的数学语言阐述了资本移动给双方当事国带来的利益，揭示了国际投资发生的一般动因。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该模型被用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的现象。但是，该模型的局限性也是显见的。首先，该模型简单地假定世界经济中的资本移动只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而且资本只从绝对富裕的国家流向绝对短缺的国家，这与现实中资本国际运动的多样化方向是不相符的。现实中一个国家往往既有资本流入，又有资本输出，处于双向运动的地位，而且资本拥有量相近的国家之间也在相互进行投资。其次，该模型只是一般性地研究国际资本的移动，并未涉及技术、管理、营销技巧等的转移，而这些往往是伴随资本移动而发生的。

    威廉逊的分析对一些存在周期波动的发展中大国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然而，威廉逊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如何运用对外投资来调节国内收入的波动，他只是强调初期产品出口国家由于气候和贸易条件的变化可能导致的收入波动，因此他所说的储备积累与使用的拉平主要是就国际收支平衡而采用的，他仍然认为决定一国对外投资或吸收外资的基本因素是经济发达程度和国内储蓄的高低状况。

    两缺口理论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两个因素是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按照这一理论，国际投资的流向只能从储蓄和外汇充裕的国家流向两者都缺乏的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转移过程中只能处于受资国的地位，无力也无须发展对外投资以分享国际经济利润。这种认识显然无视发展中国家驿外投资的能力，与现实中发展中中国日益增长的对外投资活动的实际也是不相符的。

    邓宁认为，处于第一阶段（人均ＧＮＰ在４００美元以下）的国家，不能发生对外投资，而且外资吸收量也很有限。这一结论与现代国际投资实践是相修的。不仅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也十分活跃，在国际资本运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说明，人均ＧＮＰ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大国，尽管在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上落后，但由于部门与行业发展及资源分布上的不均衡，一些企业是具有特定优势的，有能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无视这一点，仅以人均ＧＮＰ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并据此判定一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大小，是邓宁理论的偏颇之处。

    小岛清认为只有丧失或将要丧失竞争能力的边际产业才应该通过直接投资转移到国外。他还强调，由于中小企业转移到东道国的技术更适合当地的生产要素结构，可以为东道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且中小企业生产批量小，经营的灵活性、适应性强，因而中小企业在制造业投资比大企业更具有优势。这些观点对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效率，明确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目标无疑具有借鉴价值。

    总之，上述国际资本移动的宏观理论一致认为资本在国家间的运动——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东道国和投资国都带来利益。宏观理论揭示了这种存在于双方的利益机制，为各国制定更加开放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肯定宏观理论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理论局限性。

    首先，在解释国际资本移动的动因上，各种理论观点的思维模式几乎是趋同的，即强调国际资本移动主要是从收入较高从而储蓄较高的发达国家流向储蓄和资金都短缺的发展中国家。但就直接投资而言，这种结论就不能说带有普遍的规律性了。国际直接投资向国外转移的主要是本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而不仅仅是或者说主要的并不是货币化的资本。如果在国外使用这些要素能够获得高于其在国内使用所获得的收益，国家会通过鼓励政策来支持本国企业发展跨国直接投资。就比较优势而言，不仅发达国家存在，发展中国家在某些产业以及企业中也存在。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并不仅仅是被动的受资国，她完全有可能也有条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此外，宏观理论在解释国际资本移动的动因时，都是从利益机制进行分析的。应当看到，在现实国际经济活动中，国际直接投资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利益一个方面的因素，还大量地涉及到社会经济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有时这些因素的影响甚至超过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例如，投资国对未来国际政治格局中本国的战略地位的考虑；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国家主权和政治经济独立性的考虑。出于这些考虑，宏观经济理论的局限又在于其没有揭示资本国际运动更本质的特征及其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其他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一样，国际资本移动的宏观理论在分析国际投资发生的动因和决定因素时，存在以一概全的缺憾。

    （2）认识与启迪
    跨国直接投资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国际化的客观经济现象，是适应生产力跨国发展要求的。这种参与国际竞争的方式不应为发达国家所专有，不同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国家都可以利用它作为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的手段，并从国际资本运动中获得利益。同样，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国际资本移动的理论也可以为我们所用。特别是对于处在对外直接投资初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吸收和借鉴这些理论学说和成功经验，是我们加快发展跨国投资乃至超过发达国家的一条捷径。

    借鉴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的分析，目前以吸收外资为主的我国，通过引进外资可以使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得到充分利用，从而增加国内的生产总值。同时，外资的投入也增加了外汇的流入。在要素收入的增加部分中，既包括由于外资投入使过去闲置的要素得以充分利用的净增收入，也包括因资本收益率降低而从原资本收入中转移过来的国民收入。这是我们吸收外资所获得的利益。

    在从国际资本移动中获得利益的同时，我们也要付出一定成本。我们在新增的国内总产值中实际获得的收入要低于外国资本的收入，外国资本利润的不断汇出，也将长期影响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同时，外资的进入将相应降低国内资本收益率，从而降低国内原有资本的实际收入。

    上面分析了吸收外资为我国带来的利益与成本。如果我们在吸收外资的同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可以从相反的方向为国家带来利益并付出成本。一方面，在国外投资可以获得增大的资本收入，这部分利润以外汇汇回，可使我国的国际收支处于有利状况。同时，资本输出又可使国内的资本收益率提高，从而使国内资本的实际收入增加，显而易见，我国在国际资本运动中，既应该积极吸收外资，也应该积极向外投资，使自己处于资本双向运动的地位。当输入资本时，使我们富余的劳动力、土地及其他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并可对输入外资征收一定税赋，获得国内产出及收入的增加，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又可将国内资本、技术向收益更好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获得净增收益。这样，就可以从资本的流出与流入中获得双重利益。

    威廉逊的模型也给我们以启迪。他指出国际资本流动的另一个动因，是有关国家为改变实际资源总量吸收时程而参与国际资本运动，尤其是他分析的为改变吸收时程而借款或贷款的第三种情况，对于一些存在经济周期波动的发展中大国，更具指导意义。我国是经济周期波动明显的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国内收入较高，为不把所有收入都用于即期消费，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积累一定储备；当经济增长缓慢，国内收入下降，不足以支持资源吸收时，可以依靠国外投资收入来满足国内资源吸收的需要，动员国外资产来支持国内投资。从长期趋势看，通过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活动可以拉平国内经济资源的吸收，减缓国内吸收的的波动，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这对于我国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从80年代起迅速增长，积极扩大出口为国家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国内储蓄也持续增加，我国已不存在两缺口理论所说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我国并不只能在国际资本运动中处于受资国的地位，同样有能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分享国际经济利益。

    （3）实现战略转换
    我国目前仍处在以吸收外资为主的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大大小于吸收外资，要实现向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的战略性转换，关键在于提高吸收外资的利用效率，这也是壮大国家经济实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资相比明显滞后，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及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要改变这种状况，从主观上要提高对跨国投资重要意义的认识，要看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在国内吸收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同样都是利用国际资本的手段。引进来和走出去应该并重，走出去实质上是国内吸收外资向国外的延伸。在目前对外投资大大滞后于吸收外资的状况下，我们更应该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那种认为中国尚不具备扩大对外投资的条件和优势的悲观观点是不足取的，另一种认为中国应按吸收外资的规模立即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盲目乐观的观点也是有害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实现吸投资并重的战略转换需要一个过程，一步到位的转变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积极稳妥地实施对外投资的发展战略，增强海外企业的优势，调动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增强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国家应该建立相应的部门来协调、引导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制定相应政策，扶持跨国企业，创造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环境和客观条件。实现吸投资并重的战略转换，关系到中国能否在下世纪初抓住机遇，迎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参与国际分工，分享国际资本运动的利益，这一点是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的。